（三）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人已经依法得到安置补偿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安置补偿，且拒不交出土地，已经影响到征收工作的正常进行。

我国《宪法》第42条第1款只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未明确规定劳动权的请求权性质，是否意味着我国劳动权仅具有纯粹客观法功能？笔者认为，我国劳动权亦具有主观权功能，从理论上看，劳动权属于社会国基本权，要求国家履行积极作为义务予以实现，劳动者为了生命的维系得以向国家行使生存照顾请求权、生活水准提升请求权。有学者认为，劳动权在中国宪法语境是中国革命和建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技术的表达。

那么，劳动权性质究竟是什么？自由权说、社会权说等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而折衷观点亦不完整，且有导致劳动权性质不明确、不清晰之嫌。但在中国宪法规定了诸多劳动权的国家义务，如1982年《宪法》第42条第2款和第4款，第43条、第44条和第45条。这在理论上称为客观法的再主观化，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慈阳认为：国家保护义务乃客观法上的国家任务，于其中则可得出个人主观公权利。劳动权作为社会权则要求国家积极作为，提供劳动机会、劳动条件，为自我实现创造空间。我国1975年《宪法》在第27条第2款极其简单的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未规定国家义务。

另一方面劳动权作为客观价值决定，拘束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在整体法秩序构建下，凸显国家保护义务，为劳动者享有劳动权提供条件。而这三个方面表现了劳动权在宪法权利体系的核心地位，劳动权的统合功能涉及到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利。(2)政府对私人提供的信息给与补贴。

[15]对于政府而言，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府也是利己的经济人。政府经营灯塔固然是灯塔的公共产品特性所决定，但是，政府就能必然高效率的经营么？事实并不如此，人们发现，政府经营的作为公共产品的灯塔总是存在维护不善，管理不良等问题。另外，产权的交易也是不完全的。政府信息是公共物品，但是，这种公共物品又不完全同于灯塔。

但是，我们知道政府信息包括两块内容：一是政府公开办事的信息，即政府行使职权活动过程中的信息，此为狭义的政府信息。要么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甚至成为设租者，通过设租，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但是，面临可能被制裁的结果。

所以，政府要做的不是代替私人经营灯塔，而是提供制度，对制度的实施予以监督，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物品经济学的新观点。假设甲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掌握着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公开的政府信息，乙是政府机关以外的想获取政府信息的人。比如在我国，各地政府建立了对外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网，通过政府网络，人们可以搜寻到其需要的信息，而这种网上搜寻的成本仅仅是付出少量的上网费用即可，成本降低的根本原因就是购买的信息是政府提供的，就是政府为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必要工作。[10]参见[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经济学》，萧琛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2版，第81页。

在经济学上，通过价格理论和博弈论等数学化的精确理论以及统计学和数量经济学等经验上的可靠方法，已经论证了人们对较严厉的法律制裁的反应是：采取更少的会被制裁的行为。对于以上的假设，经过多方博弈，理性人最终选择通过遵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来公开或获取信息，其根本原因就是制裁制度的存在。对于灯塔问题，经济学家科斯还有更为深入地研究。综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作为伴随着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伴随着人类步人信息社会而出现的一种新制度，它有待人们更为深刻的认识，有待人们更为多角度地开拓其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今中华大地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12]参见宋功德：《论经济行政法的制度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制裁制度是影响理性人选择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正是制裁制度的存在，理性人的行为才会就像经济学家所假设的，即人们对制裁的反应就像是对价格的反映一样，最终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

灯塔在经济学里是公共产品的代名词，古时由于有些船只总是想方设法逃避缴纳灯塔使用费，搭便车，这使灯塔的经营者入不敷出，又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干脆不再经营灯塔。同时，公共物品的存在也会导致市场失灵，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灯塔问题。

基本制度政府信息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在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影响着甲乙的选择：对甲来说，如果我不公开，其他人仍可能会公开。二是政府主动获取和收集的信息。在共有产权下，共同体共同享受其收益或承担其损失，对于每一个主体来说，权利、收益与损失的界限是不明确的，这样就很容易造成部分成员的努力所带来的收益由大家共享，而另一部分成员的浪费所造成的损失由大家共担的情形。2、政府提供信息的限制政府提供政府信息既是政府的经济职能所决定的，也是政府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所决定的。这就是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

[8]所以，消费者往往通过支付传输成本而充当免费搭乘者。[10]信息的生产就是容易出现外部效应的。

……制度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内生性与稀缺性，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26]制裁的轻重作为隐性成本与所获得效益的比较已经不是经济学上纯粹的成本效益的比较了，这种比较借助经济学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同样可以说明社会普遍性的问题，就如同经济学家基于其假设的人们对制裁的反应就像是对价格的反映一样能得出有用的结论，借助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结论同样有用。

[14]参见[美]丹尼斯C·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15]参见冯玉军、赵小宁：《法律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9]政府的前述两种方式与信息产权的建立与保护是密切相关的。只要信息和流动性的不对称阻碍着资源的流量，就存在租金。政府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政府所提供的制度恰是针对政府本身而言的，那么，政府自身经营也同样会存在是否高效率的问题。

[24]参见前注[5]，[美]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书，第3页。【注释】[1]参见刘恒等著：《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另一方面，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理性能力的有限程度会给产权问题带来影响，产权客体的错综复杂和人的有限理性使得产权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这样，产权的界定是不完全的。二是经济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行政设租。

对应于交易的三个步骤，可以把交易成本区分搜寻成本、讨价还价成本以及执行成本三种形式，而每一种形式的成本中，都内含着一定量的信息成本，特别是在搜寻成本、讨价还价成本之中。同时，政府提供的政府信息，往往是通过市场主体的二次运用而体现其经济价值的，所以，其所可能带来的市场失灵是非常间接的。

当然，无论何种形式的寻租或设租，前提条件就是政府信息不公开，具有可能暗箱操作的机制存在。[20]参见前注[19]，钱弘道著书，第136页。而做到政府信息资源的共享，就必须信息流动。做到资源的共享，就要流动，做到流动就必须政府信息公开。

[26]第三，一旦一方被制裁，另一方也将会受制裁的可能性。[3]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政府的稳地偏好所带来的问题是：政府对传统总是表现出某种确定的偏好，会不由自主地遵循旧的习惯。所以，理论运用的结果实质是我们思维方式的扩展。

所以，产权是作为克服外部性的工具出现的。[12]在现代经济学中把供给被人为限制时所产生的额外收入称为租金。